第92章完结（1/2）

民国人物传记第92章完结

而庄士敦也确曾帮助胡适等“反教”。_0.0-小¨税!王. ¨免·废^粤?读′1921年9月，胡适等与英美考察在华教会教育者一起吃饭。在座的如庄士敦和曾经留美的颜任光、唐钺等“都是不赞成教会教育的，故讨论甚激烈”。胡适的主张是：“1.教会的传教运动中之最有用的部分并不是基督教，乃是近世文明，如医学、学校、贫民窟居留，等等。我们所希望的，乃是像罗克斐氏驻华医社［即协和医学院］的一种运动，专把近世教育的最高贡献给我们，不要含传教性质。2.但我们也承认传教运动的放弃在今日是做不到的，故退一步设想，希望你们能把现在这种散漫的、平凡的运动改作一种有组织的、集中的、尽善尽美的教育运动。罗氏驻华医社的长处就在此。若今后犹继续派出无数中下的庸才，送出散漫薄弱的捐款，设几个半旧不新的小学堂，——这种运动不如没有。”下一年在与燕京大学教职员讨论“教会学校在中国教育制度上的位置”时，胡适又“希望教会内部自行改良以应时势的需求”，并具体提出四点：禁止小学中之宗教教育；废止一切学校之强迫的宗教仪节；与其教授神学，不如鼓励宗教史与比较宗教；传教的热心不当为用人之标准，当以才能学问为标准。′k!a-n!s`h′u^c_h￠i,./c+o\m￠[37]

胡适提出这样的要求，等于是要教会白帮忙为中国发展教育。这虽有些不近情理，但的确是胡适从1915年以来的一贯主张。他内心深处对传教事业的这种抵拒，正是晚清以来“学战”意识潜存的体现。也许因为胡适在意识的层面本要扮演“外国传教士”的社会角色，所以他对传教活动能“诱人”之处也最警惕。说到底，他不过是把他自己想当的那种“文化传教士”的标准拿来要求真正的宗教传教士。

在胡适看来，大概最理想的情形是外国一边逐步主动地放弃特权，而中国一边致力于自身的改造建设，当两方面的努力都有成效且渐渐靠拢时，中外之局面就可以有一个皆大欢喜的妥善解决。这看上去真有点像白日做梦，但的确是一向追求鱼与熊掌兼得的胡适的真实想法，最能体现他自谓的“不可药救的乐观”。由于两方面都不可能按胡适所希望的去做，首先是帝国主义一面决不会主动放弃其条约特权，何况即使他们不得不逐步放弃，其心目中的时间表也远跟不上中国激进化的程度，故胡适的设想当然不能实现；再加上胡适的确表现出激烈反传统的倾向，又常常公开反对民族主义，中国人自然更多地注意到他主张不反帝的一面。¨x~x,s/w!k_.¨c¨o·m!

实际上，前面说过，胡适不讲民族主义是因为中国国力弱，如果讲民族主义便为强国张目；他讲世界主义恰是要抑制欧西国家的弱肉强食主义。同样，孙中山专讲民族主义，不讲世界主义也是因为中国弱，以为如果讲世界主义便为强国所用。两人的出发点是一样的，关怀也是同样的。区别在于孙看见民族主义的聚合力，而胡看见民族主义的破坏力。从根本上，孙中山同样受中国传统的大同学说影响，他也不反对世界主义，只不过认为世界主义是下一阶段的事。而胡适主张世界主义，是想越过民族主义而直接达到独立自主和国与国平等，其要想“毕其功于一役”的心态又与孙中山同。

然而，如果从传播上言，胡适的信息就并未能完全传达到听众（包括孙中山）那里，不但绝大部分同时代人都不了解胡适不接受民族主义的真意，就是后来的研究者也很少注意及此。这在写文章专以明白浅显出之，希望读者“跟着他走”的胡适来说，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悲哀。而且，由于长期在口头上坚持对民族主义保持距离，渐渐地有时也真的以为自己是站在民族主义的对立面，更要找出民族主义的不足来维持自己心态的平衡。“三人成虎”的功用并不见得只适用于听众，许多时候其实也适用于说话者自己。

但无论如何，胡适的民族主义情绪终其生并不稍减，只是隐与显的问题：早年很盛，专讲爱国；中岁“作圣”心重，以“外国传教士”自居，故此情绪颇压抑；晚年老还小，民族主义复盛。胡适某次发现“考古馆里的殷墟石刻的照片，许多外国人看了很欣赏”，不觉自得地说：“他们原以为古代的文明只有罗马、希腊，看了这些三千年前的殷墟石刻，才知道他们那时还是小孩子似的。”1960年又说，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这两句话，“是［孔］圣人最近人情的话”。孔子有些思想近人情是他以前也有过的看法，但他接着说：“全世界二千多年的哲人中，没有第二人说过这些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