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0章完结（1/2）

民国人物传记第80章完结

两人对胡适的影响是相辅相成的。+小/税¨宅~ ?蕪′错·内+容\赫胥黎的影响主要是在消极一面的“怀疑”；在积极一方面，杜威教他如何求证，如何解决具体问题的一套方法。所以贾祖麟以为，实验主义对胡适来说不过是怀疑的方法论，是对理性怀疑的必要甚或必须的补充而已。胡适特别声明，他的哲学史著作是受杜威思想的指导，这是不错的。胡适在哥大只修了杜威两门课，一是“社会政治哲学”，一是“论理学之宗派”。这两方面，都是胡适最受直接影响之处。前者是胡适一生努力实行者（详后），后者直接启发了他的博士论文的基本结构。余英时师特别注意到胡适在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中认定古代并没有什么“名家”，因为每一家都有他们的“名学”，即“为学的方法”；后来他更把这一观念扩大到全部中国哲学史。这就是杜威“论理学之宗派”一课的“洋为中用”了。[54]由此看来，胡适1935年关于赫、杜二人影响他最大的说法是成立的。

但是，怀疑也好，求证也好，不都是中国的考据也要讲究的吗？在胡适接触赫胥黎之前很久，他就已从父亲的遗教中领会了宋儒“学则须疑”的精神。~餿.嗖_暁?税?惘? ·首+发·疑了就要考，就要证，要证就要有据，这都是清代考证学所强调的。胡适在还不太熟悉清儒考据著作时，在1915年夏天曾讨论了“证”与“据”的差别。他说：“据也，据经典之言以明其说也。”而“证者，根据事实，根据法理，或由前提而得结论（演绎），或由果溯因，由因推果（归纳），是证也。吾国旧论理，但有据而无证。证者，乃科学的方法，虽在欧美，亦为近代新产儿”。结论是“欲得正确的理论，须去据而用证”。[55]这正是他在发愤读杜威著作之时，这里的科学方法，除“根据法理”来证一条大约是新事物外，余皆清儒已用之法。所以，从思想史的角度看，胡适的思想显然并非完全来自杜威的哲学。余英时师经过认真研究后下结论说：“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，都是中国的考证学。”

胡适曾自述说：“我的治学方法似乎是经过长期琢磨、逐渐发展出来的。,x`x!k~a!n_s`h?u^w?u\.-c*o`m+它的根源似乎可以一直追溯到我十来岁的初期。”胡适称他十几岁即知怀疑，也在“寻觅一个能解决我怀疑的方法”，这个方法即在对考据学的发展中求得。前面说过，胡适的发展，实际上也就是“调和汉宋”。他写《诗三百篇言字解》，就自以为此文所用的方法颇受益于马建忠的《马氏文通》，而“不完全是从康乃尔大学学到的”，当然也没有胡适尚未感兴趣的杜威的份。几年后胡适写出的《尔汝篇》和《吾我篇》就已突破了《马氏文通》，特别注意到语言和文法随时代演进而变迁这一重要现象。但这里他也没有提到受杜威的影响。[56]

讲文字训诂的小学本非胡适所长，但他早年的几篇论文，恰都是在小学的范围之内。可知其“大胆”假设的功夫，渊源甚早。他在1916年底的日记中说他治学是“两年以来始力屏臆测之见，每立一说，必求其例证”。是知在1914年以前，胡适治学还颇靠“臆测”，后来才逐渐认识到这是不够的。则胡适一生奉为依归的“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”是早有前者，到1914年始有后者，回国后才又从清儒那里发现，而两者均与杜威关系不大。胡适最早接触宋儒论“疑”的语录来自他父亲的日记。据胡适回忆，他父亲胡传在1868—1871年就读于上海龙门书院时，书院的山长刘熙载每将宋儒朱熹、张载等人的语录印在作业纸顶端。胡适就记得在其父所收藏的作业上见到张载的语录：“为学要不疑处有疑，才是进步！”唐德刚先生曾查过《张子全书》，只找到诸如“学则须疑”一类意思近似的句子。余英时师以为最接近此语的应是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一“读书法下”所说：“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，有疑者却要无疑。到这里方是长进。”信然。[57]

这是否张载的原话是一事，但胡适记忆中张氏的话其实反映了胡自己的认知。胡适把怀疑与进步连在一起显然已有与朱熹不同的“现代”含义。在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崇拜“新”的大趋势下，进步本身已成最高价值。人治学不能不进步，今既然不疑就不能进步，怀疑在治学中的地位就相当高了。这个地位更因进化论在中国的“始祖”赫胥黎所正名。赫氏在西方，其地位最多不过接近中国的梁启超，在讲“哲学家的问题”的西方哲学史书中，便不会有他的地位。胡适是关注“人的问题”的，对此曾大表不满。但赫氏在西方专业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