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佛教史（1/9）

佛教历史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佛教史

一、魏晋佛教史

魏晋以来，时局纷扰，传统儒学名教解体，名士避世弃儒，趋附老庄“以无为本”思想而蔚为风气，因其立意渺玄，故称“玄学”或“清谈”。当时佛教般若“性空”之学甚契此派“贵无”[1]思想，又有学通儒道、博学多识的道安大师及弟子慧远等，有系统地融和、开展，故玄谈名士莫不以“般若性空”充实其学，或增清谈之资，佛教于焉深入士大夫阶层而迅速传播。

三国魏地的佛教以般若学及译经为主，朱士行[2]曾于洛阳开讲《道行般若经》，并以“诸未尽善”而西行，求得《放光般若经》，可见此时对般若之学已有新的要求。在译事方面，特别重视戒律的译介，昙柯迦罗译有《僧祇戒心》、昙无谛译出《昙无德羯磨》，而开中国戒法的传承。

因避战祸，僧人多从北方来到南方，因此，吴代建业的佛教，多由关中、洛阳一带传入，如安世高、支谦等。安世高原为东汉末年译经高僧的代表，其行走路线正可显示佛教已由北渐向南传播。支谦[3]汉文造诣很高，发扬支谶般若一系，译经甚多。其中《大明度无极经》乃《道行般若经》的同本异译，系内启两晋般若之学，外导六朝清玄之风的重要经典。吴地佛教另一位重要传播者为康僧会[4]，乃佛教史上记载第一位自南（交趾）向北弘法的僧侣，曾学安世高禅数之学，最具代表的译著为《六度集经》，孙权为其建“建初寺”，乃江南佛寺之始。

西晋时代，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，竺法护[5]为当时的代表，所译经典有《光赞般若》、《维摩》、《宝积》、《涅槃》、《法华》等各部类经，对于大乘佛教的开展，影响甚巨。其中，《正法华经》的译介，使观音信仰普及于民间，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。

西晋末叶，北方五胡十六国纷乱，晋室偏安江左，称为“东晋”。于是中国分治南北二区。北方胡族受到佛教的影响，也大力提倡佛教。例如后赵时期，以佛图澄[6]开启佛教的弘传最为重要。佛图澄以神通智慧感化残暴嗜杀的石勒、石虎，佛法因而大行于华北，建寺八百九十所，受业门徒万计，重要者有道安、竺法雅等。

道安大师为前秦时代最重要的高僧，博学多闻，被视为当时北方学界的领袖。秦主苻坚延请他于长安主持译场，一时中外译家云集。道安大师在佛教史上有许多创举，如：1．提出“五失本、三不易”的译经理论[7]，要求译经必“勿失厥义”以深达佛旨；2．为众经撰注作序[8]；3．分经文为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三科，为此后译经者所宗；4．创编《综理众经目录》[9]，开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的先河；5．制订寺院清规及僧尼轨范；统一沙门同为“释”姓。另外，道安在教理思想方面，则以般若性空之义多有见地，创立“本无宗”[10]，承其学者为慧远。

竺法雅以善用老庄等外学来理解般若义著称，此即所谓“以经中事数，拟配外书，而为生解之例”的“格义佛教”。

北方佛教到了后秦，由于鸠摩罗什[11]东入长安（401年），而更加昌盛。罗什在后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，南北俊秀仰止云集，门生弟子三千，其中以道生、僧肇、僧叡、道融最为杰出，称为“什门四杰”。所译经籍种类遍于大小三藏教禅诸家，其中《大品般若经》、《中论》、《百论》、《十二门论》、《大智度论》，使得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至此文备义明，以之引正“六家”之偏，驳斥“格义”之迂。《成实论》、《阿弥陀经》、《十住毗婆沙论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维摩经》等译著，文妙义精，流畅易读，为古今佛教各界所遵。后来以此诸经为基础而有三论、四论、成实学派的兴起，及天台、禅、净等诸宗的成立。罗什译业贡献之伟，为整个中国佛教史开创一个新纪元，被誉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[12]。

南方东晋承继西晋文化，原在中原流行的玄学及般若学也随之南下。与道安同时，而在南方传教者有竺道潜[13]与支道林[14]，两者皆以擅讲般若而受到贵族士大夫的钦仰，为玄学式的贵族佛教及格义佛教的典型代表。尤其是支道林，著有《圣不辩知论》、《即色游玄论》等，创般若学的即色义，主张即色本空。时人评其学“不减王弼，比做向秀”。与谢安、王羲之、许询、殷浩等一代名流交游甚密。

支道林之后，南方佛教中心即转为庐山的慧远[15]。师博通六经，尤精老庄，听闻道安讲般若而出家。后以远避战乱而入庐山东林寺。师持戒严谨，为南方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