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广州四一五（2/3）

鲁迅51广州四一五

学生。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朱家骅闻讯也赶来参加会议，这个平时脸上一副革命进步的面孔，现在露出了国民党右派先锋的狰狞面目。

“朱副主任，三百多名学生被捕，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！”鲁迅毫不客气地当面诘问，“不知校方对此如何态度，采取什么方式营救？”

“这是政府的事，我们不要跟政府闹对立嘛！”朱家骅搪塞道。

“学生们违背了***总理三大政策的哪一条，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们？”鲁迅义正词严地质问，“我们学校是党校，党有党纪，必须尊从，凡在这里做事的人，都必须服从我党的决定，绝对不允许有异言！”朱家骅威风凛凛。

朱家骅所说的“党校”，大家都明白是指“国民党办的学校”。

鲁迅义愤填膺地坚持要求校方营救被捕学生，起初还有一两个人响应赞同，大多数人都怕引火烧身一言不发，到后来看情形不妥便再没有人开口了。结果是力争无效。

悲愤之下，鲁迅当场宣布辞职。

鲁迅回到白云楼寓所，气得连晚饭也没有吃。

原来，***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，广州的国民党

李济深、古应芬、钱大钧等立即策应，于4月15日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，派军队包围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和省港罢工委员会，解除黄埔军官学校和工人纠察队武装，封闭革命工会、农会、学生和妇女组织，杀害了共产党人邓培、萧楚女、熊雄、李启汉、刘尔菘等人，共逮捕杀害了共产党员和工人二千多人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五广州大屠杀。

在这次大屠杀中，毕磊等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也惨遭杀害。消息传来，鲁迅悲痛万分。毕磊那白皙的面孔、瘦小的身材、言语中流露出那种热烈的情绪，时时刻刻活泼泼地浮现在眼前，使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重。血的教训，残酷的事实，使鲁迅的认识比“三一八惨案”时更深了一层。在***三大政策旗帜下，面对国共合作得来的胜利，他们居然明目张胆地背叛革命，公开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，此时的局面比北洋军阀更残酷更黑暗。经历亲眼所见政治时局的剧烈变化，鲁迅深深感受到“抱着梦幻而来，一遇实际，便被从梦境放逐了，不过剩下些索漠”。

４月21日，鲁迅正式向中山大学校方提出辞职，许寿裳和许广平也同时提出辞职。许寿裳辞职立即被批准，因为他的辞职没有多大影响。鲁迅则不然，他在广大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，校方害怕在中山大学因鲁迅辞职而引起风潮，不但不能批准还要千方百计地“挽留”，保住校方的面子维护学校的安定。因此，校方多次派人到白云楼说服鲁迅，朱家骅也亲自出马到白云楼“拜访”，但他们枉费心肌，每次都遭到鲁迅的严辞拒绝。拖了一个多月，校方见鲁迅十分坚决，已没有挽回的可能，看看风情已过，学校已不会再起风波，便同意了鲁迅辞职。

广州城还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，鲁迅辞职虽说已经获准，却不能离开广州前往它处，因为“走”是会被视为共产党人“逃跑”而遭

捕杀的。所以，鲁迅只好在白云楼暂时住下来，于是，在西窗酷热的西照太阳下，鲁迅日夜勤奋执笔工作，编订散文诗集《野草》和《朝花夕拾》，修改童话《小约翰》（翻译稿），开始编纂《唐宋传奇集》等。鲁迅就是这样尽量利用有限的时光多做些文化工作，始终不渝地以饱满的热情和干劲为中国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。

在编订散文诗集时，鲁迅眼前还浮动着刚刚过去不久的“四一五”大屠杀，于是，奋笔挥毫在“《野草》题辞”中表达了他极度的悲愤心情和与死抗争的顽强的生命意志。这篇“题辞”除加在即将出版的散文诗集《野草》前面外，还于1927年7月在北京《语丝》周刊第138期上发表。

此外，在广州这段时间里，鲁迅还应邀作了几场演讲。4月8日，他应黄埔军官学校的邀请，在黄埔军官学校作了题为《革命时代的文学》的演讲，通过对革命与文学的关系的精辟分析，强调指出：当前革命战争比文学更重要，只有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，才能有真正的平民文学。7月16日，他在广州知用中学作了题为《读书杂谈》的演讲。7月23日，国民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举办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，鲁迅在23日和26日的演讲会上作了题为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的演讲。鲁迅这篇演讲虽然讲的是文学史，讲的是学术问题，但是着重讲了魏晋时代作家的生存环境、际遇及作品的风格，深刻的反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