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 86 章（1/2）

大汉帝国在巴蜀第 86 章

命，更相重冒，奸巧非一。乂到官，为之防禁，开喻劝导，数年之中，漏脱自出者万余口。

这则史料显示，诸葛亮去世后，蜀汉社会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。民间隐瞒人口，逃避赋税、兵役，军队中士伍逃亡，虚名顶冒，“奸巧非一”。吕乂一方面为之防禁，一方面开喻劝导，仅蜀郡一地，“漏脱自出者万余口”。“蜀郡一都之会”，如同京畿，尚有如此弊端，那么，整个蜀境之内，此类情况之严重可想而知。吕乂担任蜀郡太守，是在延熙九年接替董允为尚书令之前。也就是说，上述诸端，正是蒋琬主政时的蜀情。

频繁用赦，显示蜀汉社会矛盾的加剧。蒋琬和费祎“咸承诸葛之成规，因循而不革”，在制度上沿袭诸葛成规。为何便有如此差异呢？

史料中频见诸葛亮用法峻严的记述，除诸葛亮传及其注引的资料中屡有提及外，另如《益部耆旧传杂记》中亦载，“时诸葛亮用法峻密”（《蜀书》杨洪传附何祇事注引《益部耆旧传杂记》）；诸葛亮时，“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”。在他身后，蜀人却对他充满怀念。陈寿本人就曾耳濡目染巴蜀遗民对诸葛亮的追思。他在给晋武帝的上书中写道，“黎庶追思，以为口实。至今梁、益之民，咨述亮者，言犹在耳。” 他评价诸葛亮“科教严明，赏罚必信，无恶不惩，无善不显，至于吏不容奸，人怀自厉，道不拾遗，强不侵弱，风化肃然。”所以，“终于邦域之内，咸畏而爱之，刑政虽峻而无怨者，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。”（《蜀书》诸葛亮传）他还引孟子之语称赞诸葛亮行政：“以逸道使民，虽劳不怨；以生道杀人，虽死不忿。”（《蜀书》诸葛亮传附陈寿上晋武帝书）

诸葛亮“用法峻密”、“赦不妄下”，蜀人却如此追思他；蒋琬和费祎在制度上沿袭诸葛成规，社会矛盾却愈演愈剧。其间的差异，当缘于信念认同上的变化。诸葛亮主政的灵魂是复兴汉室的信念。他以开诚布公、用心平允、科教严明、赏罚必信的为政风格，鼓励吏民“尽忠益时”，将复兴汉室的信念变成蜀汉吏民的一种政治认同。正是由于对他信念的认同，所以，他虽然“用法峻密”、“赦不妄下”，蜀人却“畏而爱之”，“人怀自厉”。他军旅屡兴，频频北伐――这意味着对蜀汉的人力、物力资源的大量动员和征用，蜀人却劳而不怨。当认同感渐渐疏离，即使不再大举出兵，各种“奸巧非一”触犯网禁的问题还是出现了；只能频繁用赦，缓解社会矛盾。

概言之，诸葛亮是以复兴汉室的信念，提领蜀汉的内政，又以公忠平允的为政风格推行他的政策，他的信念和政策能获得蜀人的认同，所以，他虽然“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”，社会矛盾却相对较少。诸葛亮之后，复兴汉室的信念渐渐弱化，政治认同也就愈渐疏离。蒋琬和费祎虽然“咸承诸葛之成规，因循而不革”，社会矛盾却愈演愈剧。所以，在用赦这点上，蒋、费二人也不得不一改诸葛成规，频频用赦。孟光指责费祎妄用大赦，费祎“但顾谢踧踖而已”，仍然实行大赦。他必須面对政治现实。

蒋琬之后的蜀汉，与其说后主自摄国事，不如说陈祇和黄皓弄权擅政。

董允病故后，陈祇接任侍中。陈祇“多技艺，挟数术”，深得后主宠信。董允传附陈祇传载：“自祇之有宠，后主追怨允日深，谓为自轻。由祇媚兹一人，皓构间浸润故耳。”

后主之追怨董允，显见他在董允主掌宫中之事时，便深感压抑。其实早在建兴十二年，蜀汉即发生过一件近乎宫庭丑闻的案子。此前贯例，每年正月，大臣妻母入宫朝贺太后。刘琰的妻子胡氏入宫朝贺后，为太后所特留，一个多月才出宫。胡氏甚有姿色，刘琰怀疑她与后主有染，招呼士卒暴打胡氏，弃遣归家。胡氏上告，刘琰下狱弃市。是后，董允規定，大臣妻母不再入宫朝庆，显见这事在当时即已闹得影响不好。难怪后主追怨董允，“谓为自轻”。

陈祇任侍中达十二年之久；吕乂卒后，陈祇又以侍中守尚书令达八年之久。景耀元年（258年），陈祇卒后，“后主痛惜，发言流涕”，下诏谥陈祇为忠侯。

陈祇任侍中后，黄皓也从弹压状态下解脱出来，“始预政事”。陈祇“上承主指，下接阉竖”，与黄皓相互勾结，既影响了后主，也影响了蜀政。（《蜀书》董允传附陈祇传）

谯周传载：“时后主颇出游观，增广声乐”。谯周上疏极谏。谯周在疏文中还提及当年后主即位之初，“丧踰三年，言及陨涕，虽曾闵不过也。敬贤任才，使之尽力，有踰成康。故国内和一，大小戮力。” 而今，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