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 69 章（1/2）

大汉帝国在巴蜀第 69 章

卒败垓下，死於东城，宗族焚如，为笑千载，皆不以义，陵上虐下故也。今贼效尤，天人所怨，奉时宜速，庶凭炎精、祖宗威灵相助之福，所向必克。

吴王孙权同恤灾患，潜军合谋，掎角其后。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、康居胡侯支富、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。大军北出，便欲率将兵马，奋戈先驱。天命既集，人事又至，师贞势并，必无敌矣。

夫王者之兵，有征无战，尊而且义，莫敢抗也，故鸣条之役，军不血刃，牧野之师，商人倒戈。今旍麾首路，其所经至，亦不欲穷兵极武。有能弃邪从正，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者，国有常典，封宠大小，各有品限。及魏之宗族、支叶、中外，有能规利害、审顺逆之数，来诣降者，皆原除之。昔辅果绝亲於智氏，而蒙全宗之福；微子去殷，项伯归汉，皆受茅土之庆。此前世之明验也。若其迷沈不返，将助乱人，不式王命，戮其妻孥，罔有攸赦。广宣恩威，贷其元帅，吊其残民。他如诏书律令，丞相其露布天下，使称朕意焉。【《三国志》卷三十三《蜀志·后主传》裴注引《诸葛亮集》】

这是一篇武王伐纣式的诏书。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篇檄文。篇末也确实表明，它将“露布天下”。这篇文献，旨在给北伐以政治定性，也为北伐作政治宣传。

诏书以“汤、武修德而王，桀、纣极暴而亡”的三代兴衰轨迹，验证“福仁而祸淫”的天地之道和“善积者昌，恶积者丧”的古今常数。以此为基准，对汉末以来的历史进行了一番阐释。从董卓之乱开始，到曹操“窃执天衡”，曹丕“盗据神器”，再到曹睿这样的“残类余丑”，“恣睢河洛”，以至汉祚中微，帝命陨越。刘备应天顺民，建位易号，继承汉室，不幸中道崩殂；刘禅继统鸿基，光载前绪。现在，诸葛亮由刘备遗命相托，由后主明确授权，将率大军北伐，“除患宁乱，克复旧都”。经过这番论述，曹氏在北方的统治，定性为凶为逆，为篡为盗。诸葛亮的北伐便如武王伐纣一般，属于“恭行天罚”。

自秦汉以来，德与暴、善与恶、福与祸、兴与亡，便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用以总结盛衰兴亡的最核心的概念。这组概念的对称性也基本上揭示了兴亡转换的轨迹。诏书中将这一轨迹拔到天地之道和古今常数的高度，意谓善恶与兴亡的对应关系乃是亘古不变的规律。

诏书中再次引用了刘项之争的历史作例证。刘邦开创大汉基业的经验，其实也验证了“善积者昌，恶积者丧”的古今常数。而且，这一规律就运用和贯彻在刘邦取天下的战略指导中。刘邦还定三秦后，东向以争天下。到洛阳后，有三老董公建议刘邦说：“臣闻‘顺德者昌，逆德者亡’；‘师出无名，事故无成’。故曰‘明其为贼，敌乃可服。’项羽为无道，放杀其主，天下之贼也。夫仁不以勇，义不以力，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，以告诸侯而伐之，则四海之内莫不仰德，此三王之举也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九　汉纪一　高帝二年）

“顺德者昌，逆德者亡”与“善积者昌，恶积者丧”，意旨完全一致。要让这一规律成为战略指导，要点在于判明彼此的善恶归属。“明其为贼”，才师出有名；师出有名，才能争取到广泛的支持者。刘邦采纳了董公的建议，为义帝发丧，并发使遍告诸侯，指明项羽放杀义帝，大逆无道，自己“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！”此举堪称政治大手笔。后来刘邦又布项羽十大罪，也是这一思路的延伸。在短短的时间内，项羽就由天下诸侯尊奉的霸主变成了天下人的“共敌”，刘项之争因此而成了善恶之争，刘邦东向以争天下的行为也因此而成了为天下人除残去暴的义举。刘邦能获得诸侯的拥护，以弱为强，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消灭项羽统一天下，实得益于此。

汉兴的历史，是诸葛亮一再借鉴的经验。诸葛亮在《正议》篇中也曾以刘邦灭项羽的例子来表明，王者之兴，在德不在力。“据道讨淫，不在众寡”。这篇北伐诏的主旨，与诸葛亮的《正议》篇、与刘备称帝时的告天之文，一脉相承。刘备在称帝时的告天之文中以“汉有天下，历数无疆”来表明，刘氏仍享有天命，他是刘邦和刘秀事业的继承者，他将“恭行天罚”，完成汉室的再次复兴；诸葛亮作《正议》篇，则是在蜀汉内有帝业合法性危机、外有曹魏“欲使举国称藩”的和平统一攻势的内外危机中，坚定对复兴汉室事业的信念；现在，诸葛亮北伐，正是在秉承刘备的遗命，践行他复兴汉室的信念。

一如他在《正议》篇中表明过的，复兴汉室的事业是“据正道而临有罪”，此时，他定性蜀汉的北伐是“恭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