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 56 章（1/2）

大汉帝国在巴蜀第 56 章

请允张裔归国。“裔自至吴数年，流徙伏匿，权未之知也。”（《蜀书》张裔传）此时，张裔至吴已有数年，可知益州郡杀太守，雍闿远通孙权，并执张裔送孙吴，应该发生在刘备去世之前。

益州郡即后来的建宁郡，并不毗邻吴境。雍闿欲通孙权，必经牂牁郡。关于朱褒在牂牁的反叛，李恢传载，“先主薨，高定恣睢于越嶲，雍闿跋扈于建宁，朱褒反叛于牂牁。”虽然后主传和李恢传均将朱褒在牂牁的反叛一事系于刘备死后，但以情势推理，蜀汉在牂牁郡统治秩序的失控，与越嶲郡、益州郡的反叛应该是一个连带的过程。否则，雍闿要经牂牁郡而与孙吴相通，执送张裔，并接受孙权所署官职，断不敢如此无所顾忌。

雍闿降于孙吴，孙权署雍闿为永昌太守，雍闿遂“移檄永昌，称说云云。”建兴三年，诸葛亮南征时，改益州郡为建宁郡，从建宁和永昌二郡中分置出云南郡，以吕凯为云南郡太守。但吕凯旋即“为叛夷所害”（《蜀书》吕凯传）。可知原永昌郡受邻郡反叛的波及，形势几近糜烂。所以，诸葛亮传中在概述此间南部的形势时称，“南中诸郡，并皆叛乱，亮以新遭大丧，故未便加兵”。

益州南部的反叛与孙吴牵扯在一起。孙权袭荆州后，被刘备徙置荆州的刘璋父子落入孙权之手。孙权“以璋为益州牧，驻秭归。”刘璋卒后，正值雍闿据益州郡叛降孙吴，“权复以璋子阐为益州刺史，处交、益界首。”（《蜀书》刘二牧传）孙权将刘璋之子刘阐置于孙吴的交州与蜀汉的益州交界处，意在发挥刘璋、刘阐父子在益州的影响力，扩大蜀汉的反叛力量。

刘备的死，让南部的反叛更加无所忌惮。吕凯传载，“时雍闿等闻先主薨于永安，骄黠滋甚。”

对于蜀汉政权来说，益州南部诸郡的反叛，只是政治危机的一部分。尽管“南中诸郡，并皆叛乱”，但诸葛亮“以新遭大丧，故未便加兵”。显然，他有更需要优先去处理的危机。虽然《蜀书》中留下的关于当时蜀汉政治危机的资料甚少，我们还是可以从零星的资料中去描述一个大概的轮廓。

雍闿跋扈于建宁时，“都护李严与闿书六纸，解喻利害”。雍闿在答书中说：“盖闻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。今天下鼎立，正朔有三，是以远人惶惑，不知所归也。”以雍闿之远通孙权并受孙权所署官职来看，与其说他是因为天下正朔有三而惶惑不知所归，不如说是对刘备建立的那个政权的不承认。他在接受孙权所署永昌太守之后，“数移檄永昌，称说云云”。（《蜀书》吕凯传）雍闿的“称说云云”到底称说了些什么，我们可从吕凯的答檄中反推一二。

吕凯的答檄中除了劝雍闿“翻然改图”外，也讲了一些道理，显然是针对雍闿移檄中的“称说云云”。檄文中引证了两段历史典故。“舜勤民事，陨于苍梧”，这是以舜巡狩南方崩于苍梧之野作为例证。“崩于江浦，何足可悲！”是说舜死于江南，并不能否定舜作为一代圣王。“文武受命，成王乃平”。（《蜀书》吕凯传）这是以周的历史作为例证。周文王为西伯之时，因为积善行德，诸侯都称“西伯盖受命之君”。但文王并未灭商就死了。周武王继位后，伐纣而灭商，宣布“膺更大命，革殷，受天明命。”（《史记》卷四　周本纪）伐纣之后不久，武王也死了。东方又发生管叔、蔡叔与纣之子武庚的叛乱。周公摄政当国，平定了东方的叛乱。周公行政七年，还政于成王，天下遂告太平。文王受命，武王革命，到成王时天下终于太平。吕凯拿这段历史作例证，意思是说，文王、武王的死，并不否定周得天命这一事实。

吕凯的檄文拿这两段历史为例证，显然是在有针对性地驳斥雍闿移檄中的某些煽动性的言论。从上述例证逆推，雍闿的移檄中，显然在拿刘备的死做文章。“称说云云”，应该是在宣扬，刘备的死表明他并未得天命。刘氏不再享有天命，那么巴蜀的这个以汉为号的政权也就不具有合法性。以巴蜀已有的舆论基础，雍闿的“称说云云”相当有煽动性；若任其传扬，后果将是颠覆性的。

虽然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资料仅为益州南部的舆论对抗，但应不难推知，刘备的死势必引发巴蜀士人对蜀汉帝业合法性的疑虑。因为它原本就有舆论基础。在巴蜀本土的士人中，周舒、杜琼等人早就将“代汉者当途高”解释为曹氏代汉。周舒的观点，“乡党学者私传其语”，可知这类言论在巴蜀士人中间有相当广泛的传播。（详见刘备称帝一章）张裕早就在私底下散布“岁在庚子，天下当易代，刘氏祚尽矣。主公得益州，九年之后，寅卯之间当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