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 41 章（1/2）

大汉帝国在巴蜀第 41 章

内，江东帝业需要孙刘联盟。吕蒙只是在对孙刘联盟的认识上与周瑜相近，在政治目标上却是大相径庭。吕蒙的目标是保据江东。至此，江东事业的政治定位又发生一次转折。

不过，要袭关羽而取荆州，并非易事。吕蒙亲身经历了建安二十年的那次危机。那年，吕蒙受命从下游率军两万以取三郡，刘备闻讯后，从益州率军五万东下救援。吕蒙尚在围攻零陵，刘备之军已至公安。如果那年双方真的发生军事冲突，江东其实并无胜算。要取荆州，得等待机会，得妥筹良策。所以，吕蒙“初至陆口，外倍修恩厚，与羽结好。”（《吴书》　吕蒙传）他在等待机会。

关羽北攻襄阳，吕蒙认为时机已到。不过，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太好的机会，因为关羽在江陵、公安仍留有大量的军队，并在沿江设置屯候。显然，关羽对江东保持着相当的戒备。吕蒙打算就此制造一个绝好的机会。于是，他让孙权以治病为由，公开将他召回建业，而以在当时并不知名的陆逊代他镇守上游，自己却在暗中作好准备。

关羽擒于禁时，陆逊已在陆口任上。他多次致书关羽，“称其功美，深自谦抑，为尽忠自托之意”，以麻痹关羽。关羽果然中计，“意大安，无复所嫌，稍撤兵以赴樊”。（《资治通鉴》卷六十八　汉纪六十　献帝建安二十四年）关羽抽调荆州留守之军以赴樊城，一方面固然是江东的麻痹战略起了作用，另一方面也是关羽为仿佛伸手可及的成功所诱惑。于禁军没后，关羽急攻樊城，并引沔水围城，曹仁等守城非常艰难，甚至已有人提醒曹仁考虑趁早突围北走。在关羽看来，樊城的攻破只是时间问题，只需再加一把劲，即可成功。

孙权既已决策袭取荆州，吕蒙、陆逊的麻痹战略也已奏效，可是，孙权对于西袭荆州的行动却仍然极其慎重。《吴书》全琮传载，“建安二十四年，刘备将关羽围樊、襄阳，琮上疏陈羽可讨之计，权时已与吕蒙阴议袭之，恐事泄，故寝琮表不答。”看来，孙权与吕蒙等人的密谋只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，连全琮都不曾透露，以免走漏消息，造成灾难性后果。《吴书》吴范传中提到，“权与吕蒙谋袭关羽，议之近臣，多曰不可。”自鲁肃死后，在江东决策层，以吕蒙为代表的主张抛弃联盟的势力已经占据主导地位，那么，孙权的慎重，心腹近臣们的“多曰不可”，只能说是他们对于能否成功仍有顾虑，而不是在该不该袭荆州的问题上存在分歧。

在关羽将留守的兵力陆续抽调至前线后，袭取公安、江陵，已经较有胜算。可是，在袭取公安、江陵之后，孙权势必得面对从襄阳回师的关羽之军，以及随后便会从益州东下的刘备大军。双方将有一次大的摊牌，更激烈的军事冲突以及持续的敌对状态势必难免。而曹操在淮南屯有超过十万的庞大兵力。如果孙权不预先考虑好如何应付这种局面，那么，他袭荆州之举换来的就可能不是江东的安全，而是不可测的奇祸。

于是，孙、曹这两位宿敌开始在暗中勾通。

《魏书》武帝纪载：“冬十月，军还洛阳。孙权遣使上书，以讨关羽自效。”《吴书》吴主传载：“权内惮羽，外欲以为己功。牋与曹公，乞以讨羽自效。”

孙权主动向曹操请降一事，应放在建安二十四年的形势背景中去看。《资治通鉴》在叙述关羽北攻襄阳之战前，先叙及孙曹关系。“孙权攻合肥。时诸州兵戍淮南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六十八　汉纪六十　献帝建安二十四年）一般认为，这是促使关羽决定北攻襄阳的一个有利因素。按照这一记述，在襄阳之战前，孙权与曹操的军队在淮南处于战争状态。可是，《魏书》武帝纪以及自建安二十二年以来一直屯守淮南的夏侯惇、张辽等将领的传记中，《吴书》吴主传以及长期以来主要在淮南方向对曹军作战的蒋钦、甘宁、凌统等将领的传记中，都没有提到此间双方在淮南发生战争。只有《魏书》温恢传这样记述：“建安二十四年，孙权攻合肥，是时诸州皆屯戍。”《通鉴》的叙述应该是以《魏书》温恢传的记述为依据。然而，恰是在此时，恰是在淮南，时为扬州刺史的温恢却对兖州刺史裴潜说：“此间虽有贼，不足忧，而畏征南（曹仁）方有变。”随后即发生关羽北攻襄阳之事。

因此，在襄阳之战前，孙曹双方并不曾在淮南发生战争，只是处于军事对峙状态。所谓“孙权攻合肥”，也许只是曹操为西援汉中而防备孙权攻合肥，因而预作准备，增戍兵力。时扬州刺史治寿春，兖州刺史裴潜却与扬州刺史温恢在一起，徐州刺史臧霸亦屯居巢，据此可以判断，曹操除了以夏侯惇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