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 6 章（1/2）

大汉帝国在巴蜀第 6 章

衣带诏，也有可能被曹操销毁。他不可能公布一个对自己不利的政治文件。所以，这事也不可能指望从曹操的说法中去证实。

我认为，汉献帝并没有授予董承、刘备等人以衣带诏。在几个当事人中，虽然没法从汉献帝、曹操及董承那儿得到证实，却可以从刘备那里得到证实。

如果汉献帝真的授予董承、刘备等以衣带诏的话，那么，刘备日后讨曹，便属奉辞伐罪，刘备势必会奉为旗帜。曹操征荆州时，刘琮举州投降，以刘表所受汉节为信物，遣使迎曹，曹营诸将都怀疑是诈降。娄圭说：“天下扰扰，各贪王命以自重，今以节来，是必至诚。” （《通鉴》卷六十五　汉纪五十七　献帝建安十三年）汉节尚且可以作为王命的信物，如果刘备和董承等人真的获得过汉献帝密诏的话，那么，刘备的讨曹，便等于是得到过汉献帝的授权，这是真正的“奉辞伐罪”，足可与曹操的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相对抗。可是，无论是在荆州联孙抗曹，还是后来谋称汉中王时，刘备都未曾提及有衣带诏的事。最为确凿的证据，便是刘备称汉中王时的两份文书。

建安二十四年（219年），刘备争得汉中后，谋称汉中王。马超、许靖、诸葛亮、法正等一百二十人联名上表汉献帝，依东汉初河西五郡推窦融为元帅的故事，推刘备为汉中王。表文中提到刘备与董承密谋讨曹操的事。可是，表中虽然说刘备“受朝爵秩，念在输力，以殉国难”，却也只是说，“睹其机兆，赫然愤发，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，将安国家，克宁旧都。会承机事不密，令操游魂得遂长恶，残泯海内”。刘备自己在上汉献帝表中，也只说到，“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，机事不密，承见陷害，臣播越失据，忠义不果”。（《蜀书》　先主传）这两份表文本是要表明，即使没有来自汉帝的封授，刘备行权宜之计而称汉中王也是正当的，以便更好地领导讨曹灭贼的事业。如果汉献帝真的授予过刘备等人以衣带诏，则表文中不可能不提及，以作为“奉辞伐罪”的确凿依据。

至于范晔的叙述，则属典型的春秋笔法，以表达他本人的政治观念。这种笔法，在献帝本纪中随处可见。譬如曹操进封魏公、魏王，从程序上讲，均有汉献帝明确的策命封拜，而范晔则书为“曹操自立为魏公”，“曹操自进号魏王”。其他如“曹操自领司隶校尉”、“曹操自为司空”、“袁绍自为大将军”，皆此类也。范晔的这种笔法，就像孔子以春秋笔法贬低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的政治乱象，范晔意在贬损曹操那样的武人，挟持天子，图谋篡盗。作为文献依据，范晔的叙述没有刘备称汉中王时的那两份文书的价值大。东晋的袁宏著《后汉纪》，比范晔的《后汉书》要早，只字未提衣带诏之事。

五年春正月壬午，车骑将军董承、偏将军王服谋杀曹操，发觉，伏诛。初，承与刘备同谋，未发而备出。（《后汉纪》卷二十九　袁宏　中华书局2002年6月第1版）

所谓“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”，应该是董承自己主谋，而非出自汉献帝的密旨。在许昌，董承可能联络过刘备，刘备看来也参与了其事。在刘备称汉中王时的那两份表文中，刘备则从参与者之一，变成了主要参与者。但即令如此，他也没有说汉献帝曾授予他们衣带中密诏。因此，可以肯定地说，那份传言中的衣带诏根本不存在。

对于刘备来说，重要的是，参与董承密谋诛曹操一事，让他找到了后半生奋斗的政治主题，虽然这一主题变得鲜明而清晰还是日后的事。

在当时，此事只是促成了他与曹操的决裂。刘备投奔曹操，乃属不得已。刘备步上徐州这个舞台并被徐州士民所推服，起因于曹操攻徐州。曹操两攻徐州，多所残杀。史载：“初，京、洛遭董卓之乱，民流移东出，多依徐土，遇操至，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，水为不流。操攻郯不能克，乃去，攻取慮、睢陵、夏丘，皆屠之，鸡犬亦尽，墟邑无复行人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六十　汉纪五十二　献帝初平四年）曹操的双手粘满了徐州士民的血。陶谦及徐州的士民们把安徐州的希望寄托在刘备身上，他在徐州成就了英雄之姿，却在许昌与曹操“出则同舆，坐则同席”，回看仍追随他的徐州士民，刘备情何以堪？董承的密谋促成了他与曹操的决裂，曹操派他去徐州拦截袁术则提供了一个最好不过的契机。

刘备最后一次回到了徐州。他杀车胄而据徐州后，“东海贼昌豨及郡县多叛操为备”，很快，刘备就聚众数万人。（《资治通鉴》卷六十三　汉纪五十五　献帝建安四年）在徐州，他再次验证